方志敏烈士牺牲以后，老母亲过着悲惨的生活，十四年后，新中国成立，老人家被接到北京，总理安排人给老母亲刻了一枚“方志敏母”的印章，告诉老人家，随便在哪里，有这枚章，缺什么就要。但是，这枚章一辈子没有用过，老人家说，用这上面的东西，就像喝儿子的血一样。
1935年8月6日，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被国民党杀害，那年他三十六岁。消息传到弋阳老家，天就跟塌了一样。方志敏的爹早就病死了，他弟弟方志慧也在革命中牺牲了，他媳妇缪敏被抓进监狱判了无期，家里就剩下一个老太太，带着几个孙子孙女，最大的不过十来岁。
国民党的人到处抓红军家属，老太太没办法，只能带着孩子躲进弋阳的大山里。山里有洞就钻山洞，没山洞就搭个草棚子。下雨天，草棚子漏雨，几个人挤在一块，用身子护着孩子。冬天冷得不行，就把干草塞进衣服里，捆紧了凑合着过。
吃饭是最要命的。
没有粮食，就去田埂边捡螺蛳，水沟里摸鱼虾。没有菜，就挖野菜，捋榆树叶。最难的时候，连这些都找不到，就只能吃瘪谷。有人劝老太太，出去讨饭吧，好歹能活命。
老太太摇头。她立下两条规矩：第一，不许乞讨；第二，绝不拿国民党一分钱。
这话听着硬气，可日子是真难熬。老太太白天带着孩子挖野菜、捡柴火，晚上就着松明子纺线。她年轻时候学过纺纱，这会儿捡起老手艺，把野麻搓成线，再织成粗布，托人带下山换点盐和粮食。她的手磨出了老茧，指头磨出了血，腰弯得直不起来，眼睛也熬坏了，可她从来不叫苦。
孩子们饿得哭，她就抱着他们，说别哭，红军会打回来的，你爹你叔不会白死。
那时候红军已经走了，走了很久。有人说红军早被打散了，不会再回来了。老太太不信。她说我儿子临死前写过，说中国有个光明的前途，我信我儿子。
1949年，红军真的打回来了。
那年春天，老太太还在山上挖野菜，忽然听见山脚下锣鼓喧天。她站直了身子往下看，看见一支队伍开过来，红旗飘飘，人们喊着口号。有人跑上山来，喘着粗气说，方妈妈，红军回来了！解放军来了！您儿子当年的战友回来了！
当年和方志敏一起闹革命的邵式平，这时候当了江西省的省长。他派人把老太太从弋阳接到南昌，好吃好喝招待着，给她安排了房子，配了保姆，说您老苦了这么多年，该享福了。
老太太住不惯。她不会用抽水马桶，不会用电灯，一按开关就吓一跳。她嫌房子太大，空荡荡的，不如山里的草棚子踏实。她还是穿着那身补丁摞补丁的衣服，还是想自己动手干活。保姆要帮她洗衣服，她不让，说我自己有手有脚，不用人伺候。
后来她又去了北京。总理亲自过问这件事，说方志敏同志是为革命牺牲的，他的母亲就是国家的母亲，要好好照顾。有人提议给老太太刻一枚印章，上头刻着“方志敏母”四个字。总理说好，刻一枚，交给老太太，告诉她老人家，这枚章子走到哪儿都管用，缺什么，就拿这章子去领，没人敢不给。
印章刻好了，是块上好的青田石，四个字端端正正。工作人员把章送到老太太手里，把话原样转述了一遍。
老太太接过章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没说话。
后来她把这枚章收起来了，收在一个小木盒里，压在箱子最底下。
从那以后，她一次都没拿出来用过。
政府在南昌给她分了房子，她住着。每个月有生活费，她收着。逢年过节有人来看她，带点东西，她也接着。可她从来没跟人提过那枚章，更没拿着它去要过任何东西。
有人问她，为啥不用？总理亲口说的，用了不犯法。
老太太沉默了很久，说了一句让人半天接不上话的话。她说，用这章上的东西，就像喝我儿子的血一样。
她说，我儿子干革命，图的是什么？不就是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吗？他当那么大的官，手里过几百万银元，可他自己每天只花七分钱伙食费。我千里迢迢去找他借点钱买盐，他掏遍口袋掏不出一分。他不是没有钱，是不敢动公家一分一毫。他跟我说，娘，这钱是革命的，不是我的。我那时候就懂了，我儿子当的是穷人的官，不是给自家捞好处的官。
她说，现在他死了，我拿着他的名头去要这要那，那不是给他脸上抹黑吗？我多拿一分，别人就少得一分。那些东西是老百姓的血汗，是国家的。我不能让我儿子在九泉之下闭不上眼。
晚年的日子里，老太太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。她穿着带补丁的衣服，自己缝自己补。她想出去找点活干，帮人洗洗衣服、缝缝补补，换几个零花钱。身边的人劝她，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折腾什么？政府养着您呢。她说不干活心里不踏实，手闲着难受。
1957年，老太太去世了。
临走前，她让人把那个小木盒拿来，打开，取出那枚印章，看了一会儿，又放回去。她说，这个跟我一起埋了吧，用不着了。
那枚印章随着她进了土，一次都没有真正派上用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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